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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成、趙小平、劉欣、丁瓊著:《宋金元明時期的市場發展與貨幣流通研究》出版(附李伯重序)

    時間:2022/4/11 14:29:15|點擊數:

        內容簡介

      宋金元明時期中國發行流通紙幣,先后完成白銀貨幣化、貨幣白銀化,貨幣流通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本書著眼于市場發展對貨幣流通格局演變的影響,貫通宋金元明4朝,系統梳理這一時期市場發展特別是市場空間布局與層級結構變遷趨勢,緊扣銅鐵錢適宜于零散細碎的小商品交易、白銀適宜于大宗貿易和遠距離貿易、紙幣是金屬貨幣的價值符號的特點,深入分析銅鐵錢行用消長、紙幣興衰、白銀崛起的歷程及其相互關系,探究市場結構變遷、歷朝貨幣政策在多元復合貨幣體系演變中的作用,揭示傳統中國貨幣流通格局從錢楮并用、銀鈔相權向銀錢兼行演進的內在邏輯。

        作者簡介

      王文成,歷史學博士、研究員,昆明學院黨委副書記,兼任中國史學會、中國經濟史研究會理事,云南省史學會副會長,云南省中青年學術帶頭人,云南“萬人計劃,文化名家”。主要從事中國經濟史、云南地方史研究,出版《宋代白銀貨幣化研究》,主編《<滇系〉云南經濟史料輯?!贰对颇洗蟀倏迫珪?,歷史卷》等著作,在《中國經濟史研究》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50多篇。

      趙小平,歷史學博士,云南大學教授,兼任鹽業史專業委員會副會長、中國商業史學會理事、《鹽》學術顧問、中國鹽文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經濟史、鹽業史的教學與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及省級項目多項,出版《川滇古鹽道》,發表學術論文40余篇。

      劉欣,歷史學博士,云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省、院項目多項,出版《宋代家訓與社會整合研究》,在《孔子研究》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40余篇。

      丁瓊,歷史學博士,云南師范大學歷史與行政學院講師。主要從事明清經濟史和區域經濟史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云南省教育廳項目等各類項目4項,發表學術論文十余篇。

        目 錄

      序

      前言

      第一章 宋金時期的城鄉市場、區域市場與全國市場

      第一節 宋金時期區城市場的形成與發展

      一 城鄉“交相生養”與兩宋轄區的區域市場

      二 遼金轄區的城、市、鎮與城鄉市場

      第二節 宋金時期跨區域的市場互動與全國市場

      一 兩宋轄區內區域市場的互動

      二 跨區、 跨界的“雙跨”貿易與全國市場

      第二章 宋金“錢楮并用”與白銀貨幣化

      第一節 “錢楮并用”的確立、發展與局限

      一 貨幣的區域性與“錢楮并用”貨幣區

      二  “錢楮并用” 貨幣流通格局的局限

      第二節  “回貨”“折博”與白銀貨幣化

      一 “回貨” 貿易與白銀的跨區流通

      二 “折博” 交易中白銀與錢物的價值比較

      第三節  “以銀計價”與“兌銀計值"

      一 白銀對商品價值的計量

      二 錢銀計價中的“兌銀計值”

      第四節 金朝白銀貨幣化 與貨幣白銀化

      一 金朝市場上的白銀貨幣化

      二 銅錢的廢罷與金朝貨幣的白銀化

      第三章 蒙古諸部的興起與北方市場結構的重組

      第一節 蒙元市場發展的歷史基礎與外部環境

      一 蒙元市場發展的歷史基礎

      二 蒙元的重商政策與站赤系統的建立

      第二節 草原財富的聚集 與市場空間布局的遷移

      一 草原財富的聚集與市場需求的擴大

      二 草原城市的興起與市場空間的北移

      第三節 北方市場主體的興替 與市場層級結構的萎縮 “

      一 北方市場上的投下、斡脫商人與漢人世侯

      二 城鄉市場關系的變動與市場層級的萎縮

      第四章 北方 市場的白銀流通與“銀鈔相權”

      第一節 金銀“巴里失”與“雅思特科”

      一 草原市場上的金銀與“織物”

      二 “巴里失”“雅思特科”與白銀的流通

      第二節 從包銀、 斡脫銀到“銀鈔相權”

      一 賦稅征銀與“銀荒”的出現

      二 商業信用的發展與“銀鈔相權”的確立

      三 中統鈔的行用與“銀鈔相權”的發展

      第五章 元朝統一 后全國市場的整合與發展

      第一節 南方市場體系的延續與發展

      一 元朝統一后南方 市場體系的延續

      二 元朝中后期南方市場體系的持續發展

      第二節 北方市場體 系的恢復和發展

      一 市場主體的回歸與草市鎮的復興

      二 城鄉市場互動與市場層級關系的恢復

      第三節 全國市場的互動與整合

      一 水陸商貿線路的貫通與南北商品流通的發展

      二 全國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健全與發展

      第六章 元朝統 -后“銀鈔相權"的危機與調適

      第一節 行鈔、廢楮、禁錢與“銀鈔相權”的危機

      一 中統鈔的增發與貶值

      二 中統鈔對南宋錢楮的替代

      三 “江準等處須行夢法”與“夢法”的整治

      第二節 “銀鈔相權”的調適與完善

      一 鈔法危機的加深與元延的“挽救”之策

      二 中統、 至元鈔與白銀價值關系的重建

      三 “銀鈔相權”的全面恢復與發展

      第七章 “銀鈔相權"的崩潰與“銀錢兼行”的萌發

      第一節 銀錢鈔的消長與至大年間的幣制改革

      一 零鈔危機與銅錢的悄然復行

      二 元廷對鈔法的背棄與白銀的流通

      三 元鈔的貶值與至大年間的幣制改革

      第二節 鈔法的崩潰與 “銀錢兼行”的萌發

      一 仁宗“復舊制”與“銀鈔相權”的終結

      二 至正“更張”與“銀錢兼行”的萌發

      第八章 明代全國市場體系的曲折發展

      第一節 元明之際市場的緊縮與恢復元

      一 明之際的市場緊縮

      二 明初經濟政策對市場恢復發展的影響

      第二節 永樂以后全國市 場體系 的恢復與發展

      一 永樂至成弘前后的市鎮與城鄉市場

      二 明中葉的區域市場與全國市場

      第九章 “銀錢鈔相兼" 的嘗試與“ 銀錢兼行”的確立

      第一節 鑄錢、行鈔、禁銀與“銀錢鈔相兼”

      一 銅錢鑄行的逐步恢復

      二 寶鈔的發行與銀禁政策的實施

      三 銅錢禁、行、鑄、罷的反復與“銀錢鈔相兼"的破產

      第二節 寶鈔的消亡與“銀錢兼行”的確立

      一 大明寶鈔的持續貶值與購買力的變化

      二 銀禁的終結與白銀的流通

      三 錢禁的終結與銅錢的鑄行

      四 “銀錢兼行”貨幣流通格局的全面確立

      結語

      一 宋金時期的城鄉市場、“錢楮并用”與白銀貨幣化

      二 金元之際的市場結構與“銀鈔相權”

      三 明代前期的市場結構與“銀錢兼行”的確立

      征引文獻

      后記

      肆 

      錢之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錢能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于錢。——魯褒

      將人和動物區分開來的正是貨幣。——格特魯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

      “金錢萬能”,因為金錢是象征,是轉讓憑證,是橋梁。——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

      貨幣是人類最為成功的發明之一,英文單詞“鑄幣” (coin)還含有“發明”的意思也絕非巧合。——戴維•歐瑞爾 (David Orrell)和羅曼•克魯帕提(RomanChlupaty)

      在人類歷史上,貨幣的發明是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而中國在世界貨幣發展史上,又占有顯要的地位。我在一個會議上提出,中國在世界貨幣史上有兩項偉大發明,第一項是銅錢,第二項是紙鈔。到了經濟全球化時代開始后,又出現了一個新變化,即棄鈔用銀。這個獨特的演變經歷,使得中國在世界貨幣史上表現出一種與眾不同的特色,即貨幣史的“中國特色”。

      我國最早的貨幣是海貝。漢字中有關財物的文字如財、貨、買、賣、費、貿、資、賃、質、賄、賂、贖、贓、……均從貝,就是證明。這是一種商品貨幣,流行于商周時期。到春秋戰國之時,由于交換發展,才開始有金屬的鑄造貨幣。首先出現的金屬鑄幣是“布”和“刀”。布的形狀類似后世的農具鏟子,所以人們又稱之為鏟幣。刀的形狀略似后世的樸刀,是農業林業的生產工具和戰爭用的兵器。此外,還有蟻鼻錢等。這些形式的金屬鑄幣,各有自己的使用地域,跨地域的貿易所使用的貨幣,大約是作為稱量貨幣的黃金。這個時期,是多形式的金屬鑄幣相互競爭的時代。在這些形式中,到底哪一種形式最好,尚未確定。

      公元前336年,僻處西垂的秦國開始鑄造方孔“半兩”圜錢。這時的“半兩錢”的中孔,有的方,有的圓,還有的半方半圓。后來秦始皇統一全國,即把“半兩錢”統一定制為外圓內方的樣式,再推行到全國,“以秦法同天下之法,以秦幣同天下之幣”。這是中國貨幣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千家駒和郭彥崗指出:“實踐證明,這種圓形方孔錢,使用時可以減少錢身的回轉磨損,貫穿便利。”不僅如此,這種銅錢還便于攜帶,易于數數,因此是當時各種鑄幣形式中最好的一種。因此之故,這種鑄幣的形式,很快就被東亞各國采用,成為東亞地區通用的形式,一直到20世紀初還如此。在日本,甚至到了今天,小額輔幣還采用圓形圓孔的形式。在西亞的波斯,伊利汗國時期也拋棄了西亞長期使用的鑄幣形式,仿照中國的鑄幣形式鑄造自己的貨幣。此外,由于中國的影響,東亞各國自行鑄造的銅錢,在形制、重量、成色等方面也以中國銅錢(特別是開元通寶)為范本,各國銅錢都大同小異,因此開元錢彼此通用,從而成為一種廣大地域通用的國際貨幣。

      這種形式的銅鑄幣——銅錢——不僅有上述優點,更重要的是,它非常符合中國古代的經濟特點。李埏先生指出:“銅錢的特點,一言以蔽之,是一種賤金屬的、細小單位的貨幣。……銅錢的細小單位的特征,是由小生產者的交換來規定的。由于生產規模的狹小,不僅購買是零碎的,其出賣產品也是零碎的。這就使得要通過市場交換遷就他們,使用那細小的貨幣——銅錢。”過去許多人把小生產視為一種落后的生產,因此遷就小生產者的貨幣也是一種落后的貨幣形式。但在近代以前,這種卷入市場的小生產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年鑒學派大師布羅代爾說:“市場經濟或商品經濟這兩個概念的核心是市場。初級市場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和門檻。留在市場之外的一切產品只有使用價值,進入市場大門的一切產品具有交換價值。……近代以前,在初級市場這個階梯上,最完善的經濟組織是中國。”千千萬萬的中國小農和小手工業者被卷入市場,這在近代以前的世界上罕有其匹,是中國經濟史的一大亮點。因此為這些小生產者服務的銅錢,在世界經濟史上自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地位。

      在中國以外的世界上,古代主要的鑄幣形式是各國鑄造的帶有人像或者其他圖像的金屬貨幣,其中數量最大、使用地域最廣和使用時期最長的是羅馬帝國以及其繼承者拜占庭帝國的鑄幣,以及波斯、阿拉伯帝國的鑄幣。這些貨幣以金、銀、銅為幣材,而以金、銀為多。有學者據此認為這些貨幣優于中國以銅為幣材的貨幣,但如果仔細分析,情況并不然。

      首先,這些貨幣由不同的政權鑄造,因此在形狀、大小、重量乃至成色方面,都頗不相同。一旦跨出該政權所管轄地域或者其勢力范圍,這些貨幣的價值就受到懷疑。因此,如所言,“貨幣的價值牢牢地盯住金屬價格,而非采用靈活匯率。不過產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這就是格雷欣定律(Gresham's Law),哥白尼、奧雷斯姆(Oresme)等人稱之為‘劣幣驅逐良幣’。此處的‘良幣’指的可能是金屬的重量,也可能是貨幣的外觀。貨幣短缺,加上貨幣標準的靈活多變,帶來了通縮災難,直到發行紙幣和低面值鑄幣可以用于日常交易時才慢慢得到緩解。”由于貨幣價格牢牢盯住金屬價格,因此這種貴金屬鑄幣實際上仍然是一種變相的稱量貨幣,并非嚴格意義上的鑄幣。不僅如此,由于單個貴金屬鑄幣價格昂貴,因此在鑄幣時使用減重、摻假、偷工減料、降低成色、粗制濫造等方法,就有大利可圖。不僅民間盜鑄者如此,就是政府也往往不能自我控制而這樣做。與此相對照,銅錢單個價格低微,雖然鑄幣時使用上述方法也有利可圖,但獲利要小得多,因此在正常時期,上述情況較少發生。

      其次,貴金屬鑄幣單個價值很大,標準的羅馬—拜占庭金幣,一枚通常重4克左右,按照2021年10月份我國的黃金基礎價格大約在370元人民幣/克上下,4克約合1500元人民幣;白銀價格大約在3—5元人民幣/克之間,以中數計為4元,4克約合人民幣16元。這樣的金幣如果用于小額交易,就英雄無用武之地了。我們不能想象,一個工匠手持一枚銀幣向農民買一顆白菜,或者一個農民手持一枚金幣向一個商販買一個吃飯用的普通陶碗。因此在使用貴金屬鑄幣的地區,小生產者很難使用這種鑄幣。這種貨幣是貴族、大地產所有者、領主等群體使用的交易工具,與普通民眾關系不大。在一個社會中,如果沒有適合大多數人使用的貨幣,那么這個社會和市場經濟之間的距離當然就很大。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到了中世紀后期,歐洲出現了一種薄片幣(bracteate)。這是12、13世紀,在包括德國、奧地利和斯堪的納維亞在內的歐洲北部大部分地區使用的主要鑄幣類型。這種鑄幣往往用極薄的銀片制成,加蓋印記時需要將其置于柔軟的表面上,由于銀幣過薄,背面往往會留下相反的印記;由于薄片幣過于脆弱,可供使用的時間不長,因此每年都會集中召回一兩次,換成新幣,因此這是一種專門用來重鑄的鑄幣。和這種貨幣比較起來,中國的銅錢無疑更加結實耐用,也更加便于使用。

      然而,銅錢也有其天生的缺陷,即單位價值低,因此只適合小額交易用,但不適合大額交易。南朝梁代的《殷蕓小說》“吳蜀人”篇中有“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之句,為后世廣泛傳頌。如果以五銖錢(每枚重約3.25克)計算,10萬貫重達325噸。當今世界上載重量最大的美國C-130大力神運輸機的最大載重量為35.9,尚不及36噸,因此這10萬貫銅錢需要至少九架C- 130運輸機才能運送。

      宋代話本《錯斬崔寧》說南宋首都臨安(今杭州)有個小商販劉貴從丈人處借得15貫錢,“馱了錢,一徑出門”;又說到后來有個小商販崔寧,“是村里人,因往城中賣了絲帳,討得些錢,……搭膊中,恰好是十五貫錢,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以宋錢通常重量計,15貫重62公斤,一個人是很難背馱得動的。另外,由于單位價值低,商業運作所需銅錢總量就很大。全球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寫道:“宋朝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這對整個歐亞大陸都具有重大意義。”這個被稱為“商業革命”的商業大發展,對貨幣的需求量劇增。因此宋朝政府鑄錢之多,史無前例。據宮崎市定先生估計,宋朝鑄錢總重量達75萬噸之多,超過以前各個朝代鑄錢總量的許多倍,但宋朝人仍然總感到錢不夠。但是中國內地銅礦資源有限,銅礦附近的薪炭資源也經多年消耗而日益減少,因此無法再擴大鑄錢規模。

      為了解決大額交易所需,唐代釆取了一個“錢帛兼行”的雙軌貨幣制度,即小額交易用銅錢,大額交易用絹帛,作為支付手段。李埏先生對這個制度的產生和實施,都做了精辟的論述。但是絹帛終歸不是理想的幣材,因此隨著商業進一步發展,人們需要找到一種更為方便使用的貨幣形式。在此背景下,宋代中國做出了一項具有世界意義的偉大創新——發明了紙幣。

      關于紙幣的產生,早在1930年,日本漢學大師加藤繁先生首先關注到了。他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論述紙幣的產生和發展。在那個中日學界隔絕的時期,李埏先生在中國首先關注到了這個問題,自1940年開始,也發表了一系列論著。通過這兩位先驅的啟迪,紙幣史研究逐漸擴展開來。這個歷史過程,本書也已做了很好的論述。

      紙幣的發明的確是世界貨幣史上的革命。元代時,馬可•波羅來到中國,看到了這一新奇事物,說道:“發行的所有紙鈔好像都具有像純金或純銀一樣莊嚴的權威……所有人都樂意接受。紙鈔在大可汗國境內通用,不管是誰都可以用紙鈔進行貨物的買賣交易,就好像紙鈔和純金的鑄幣沒有什么兩樣。”隨后,紙幣在中國內地之外的一些地區開始流行。1979年甘肅省文物部門在黑城內曾采集到一張殘抄本;1983—1984年內蒙古文物考古所等在黑水城考古發掘出土一大批紙幣;1985年額濟納旗吉日格郎圖蘇木牧民發現被風刮出埋在沙土中的一批紙幣,這些紙幣中主要是元代晚期印造的至元鈔和至正交鈔。

      西亞的伊利汗國在乞合都汗統治時,大臣薩都拉丁建議仿元朝發行紙幣。乞合都汗對紙幣的性質不很了解,于是詢問元世祖忽必烈派往伊利汗國的丞相孛羅關于元朝印刷發行紙幣的情況,孛羅說:“紙幣是蓋有大汗印的紙,紙幣代替金屬鑄幣可在元朝四處流通,元帝國所有的硬幣巴里失(銀錠)便被送入國庫存儲。”乞合都汗意識到紙幣的生產成本低,卻可累積金銀,世上的金銀對其而言永遠不夠,于是贊成在伊利汗國印刷發行紙幣。另一大臣失克禿兒那顏勸阻乞合都汗印刷發行紙幣,預言印刷發行紙幣將使伊利汗國經濟崩潰,并引發人民與軍隊暴亂。薩都拉丁誣陷失克禿兒那顏因喜愛金銀阻撓印刷發行紙幣,致使失克禿兒那顏的諫言未得到乞合都汗的重視。1294年7月23日,乞合都汗宣布印刷紙幣的詔令,開始印刷紙幣。伊利汗國印刷發行的紙幣在形式上仿元朝紙幣,紙幣上印有紙幣印刷的時間、幣值及偽造紙幣的懲罰措施等,紙幣上還印有漢字“鈔”及其音譯,鈐印官印。研究者認為伊利汗國印刷發行的紙幣為木刻版印刷,印版刻字及紙幣印刷由當地的漢人進行,穆斯林工匠參與合作完成印刷紙幣。1294年9月12日,乞合都汗在帖必力思城頒布流通紙幣的詔令,規定拒絕使用紙幣者立即處死,并開始了推行紙幣。

      歐洲人雖然從馬可•波羅等人的記述中得知中國使用紙幣的信息,但一直要到17世紀,才真正認識到紙幣的優越性。英國經濟學家、財政金融家約翰•羅(John Law, 1671—1729)在其《論貨幣與貿易》(1705年出版)中寫道:“人們一直采用各種方法來保存和增加貨幣,一些國家采用的方法正好和另一些國家釆用的方法相反,即使同一國家也往往采用截然不同的方法,它們這樣做并不是因為各自的條件不同。……某些國家增大貨幣的單位,而另一些國家則縮小貨幣的單位;某些國家降低貨幣的成色,而另一些國家降低貨幣成色后又恢復其成色;某些國家嚴厲禁止輸出貨幣,而另一些國家則明文允許輸出貨幣;某些國家一心想增加貨幣,迫使其商人在輸入貨物的同時,要帶回貴金屬。大多數國家都采用過其中的某些或全部方法,或采用過其他與此相類似的方法。它們有時采用這種方法,有時采用那種方法,是出于這樣一種想法,既然已經采用的方法不奏效,那么相反的方法也許會奏效;可是人們發現,這些方法當中沒有一種能夠保存或增加貨幣,有些方法甚至起了相反的作用。……利用銀行來增加貨幣,是迄今所采用的最好的方法。”接著,他追溯了紙幣在歐洲出現的歷史:“在意大利,銀行已有很長的歷史了,但就我所知,最早建立銀行的卻是瑞典。當初瑞典把銅當作貨幣,由于銅很笨重,因而使用起來很不方便;于是便建立起了銀行,人們可以把貨幣抵押在銀行,從而獲得信用,以信用作為支付手段,由此而便利了貿易。荷蘭人由于同一原因建立了阿姆斯特丹銀行。他們把白銀當作貨幣,但他們的貿易額如此之大,以致用白銀付款也感到很不方便。阿姆斯特丹銀行和瑞典銀行一樣,是個安全的地方,商人把貨幣抵押在那里,從而獲得借以進行貿易的信用。銀行除了使付款更方便、更迅速外,還使人節省了兌換費、保管費和運輸費,人們再不會因貨幣質量低劣而遭受損失,而且把錢存入銀行比放在自己家里更為安全,因為銀行采取了必要的防火、防盜措施。”

      雖然紙幣的理念已經多次付諸實施,在歐洲由國家背書的紙幣卻出現很晚。1694年,由英格蘭銀行發行。當時英國在比奇角戰役當中被法國擊敗,英王威廉三世(WilliamⅢ)迫切需要1200萬英鎊重建海軍。為了籌集這筆資金,他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開一家類似荷蘭和瑞典國家銀行的銀行,不過有一點不同:這家銀行實行公私合營制度,由商人出資,給政府提供黃金借貸,并獲得債務的票據。英王最初給予該銀行許可當中并沒有提到鈔票,但結果是鈔票成為英格蘭銀行最成功的地方。和其他銀行一樣,這家公司發放儲蓄票據、放貸生息,票據由出納手書,承諾即期支付持票人票據上的數額,因此任何人都可以將票據全部或部分兌換為鑄幣(在票據擁有恰當背書的情況下)。由于這些票據得到了皇室的許可和支持,所以很快就作為貨幣開始流通。這是歐洲最早出現的由國家背書的紙幣。

      然而,紙幣一個與生俱來的弱點,是政府在發現紙幣時,是否能夠有效地自我控制。如果不能就不可避免地導致通貨膨脹。雖然金屬鑄幣也存在同樣的問題,但由于紙幣制作成本低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導致的通貨膨脹也是金屬鑄幣導致的通貨膨脹所難以相比的。世界史上最早的紙幣導致的通貨膨脹就在北宋時期。金朝、南宋、元朝、明朝也經歷了惡性通脹,之后,雖然紙幣并未被完全放棄,但中國不再進行紙幣的創新實驗,而轉向貴金屬,以解決大額交易所需的貨幣形式。15、16世紀日本、西屬美洲等地銀礦的發現和開發,使得白銀的供給出現了爆發式的增長。大量白銀流入中國,為中國貨幣的白銀化提供了物質條件。

      中國貨幣的白銀化,并未采用鑄幣的形式,而采用稱量貨幣的形式。這一點,頗為許多學者詬病,認為這是一種落后的貨幣形式。但是,在無法嚴格控制鑄幣的質量(重量、成色、制作工藝水平)的條件下,稱量貨幣是杜絕劣幣泛濫的有效手段。清代中國基本上沒有出現由貨幣供應導致的大規模的通貨膨脹,白銀作為稱量貨幣的使用是功不可沒的。除了白銀外,其他形式的貨幣在明清時期仍然在使用,這也是帝制晚期中國貨幣制度飽受詬病的現象之一。伊懋可(MarkElvin)指出:“危害中國傳統后期金融制度的弊端之一,是多種形式的銀錠、銅錢和票據同時流通。這需要大批的人來從事這些通貨的鑒別和兌換。但是如果與此相較,采用其他的辦法所引起的流通手段的短缺,卻更為嚴重。雖然一種管理妥善的統一紙幣無疑更加可取,但是我們并沒有很令人信服的理由去批評中國政府,說它沒有朝此方向努力。維持這樣一種通貨十分困難,因此在貨幣政策方面采取自由放任當然是更加明智的抉擇。”

      總之,中國貨幣形式的演變歷程,在人類歷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世界經濟史中“中國特色”的一個重要方面。對這個歷程進行深入研究,也就是我們探索“中國特色”的一項重要工作。我們面前的《宋金元明時期的市場發展與貨幣流通研究》一書,正是學界在這個探索中取得的一個重要成果。

      北宋淳化(990—994)年間,川蜀地區在繼續鑄行鐵錢的同時,率先發明了交子,即世界上最早的紙幣,確立了“錢楮并用”的貨幣流通格局。此后的數百年間,雖然宋金元明諸朝先后更替,但紙幣無視改朝換代仍長期持續行用,甚至不止一次成為官方允許的唯一交易媒介。然而延至明代中葉,紙幣卻不顧政府的強力挽留,最終退出流通,銅錢和白銀成了上下通行的貨幣。中國古代貨幣流通格局,完成了從宋代的“錢楮并用”到明中葉以后“銀錢兼行”的歷史性轉變。“錢楮并用”究竟是如何演進到“銀錢兼行”的?鐵錢、銅錢、紙幣和白銀如何、為何消漲進退,演繹出這樣的紛繁復雜的篇章?這顯然是中國貨幣史上頗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課題。

      文成教授早年師從先父李埏先生治宋代貨幣史,完成了博士論文《宋代白銀貨幣化研究》,對中國古代白銀何時、如何、為什么從商品變成貨幣諸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自此以后,他繼續這項研究,把研究的時段延伸到金、元、明時期,探討銅(鐵)錢、白銀和紙幣的相互關系,從城鄉市場的發展變遷中,闡釋貨幣流通格局演進的邏輯,先后發表了一系列學術論文。近年來,他約請趙小平、劉欣、丁瓊三位學者,共同完成了這本新作。這里談談對這本新作的幾點看法。

      二

      本書從貨幣“源于市場,主要在市場上使用,當然也反映市場發展狀況,并影響市場發展”的基本觀點出發,著眼于從市場變遷的角度探究貨幣問題。因此,書中首先分時段對宋金元明時期的區域市場、跨區域、跨政權市場以及全國市場發展情況進行了梳理,重點從市場空間布局和層級結構兩個方面,闡述了這一時期城鄉市場體系變遷的軌跡。其中,對北宋時期市場的區域性特點、不同區域市場之間的整合問題,特別是對金元之際市場空間布局向蒙古高原遷移以及市場層級的萎縮、元朝統一后市場體系的整合完善、明代前期市場的曲折發展諸問題的探究,展現了由宋金元明市場發展的總體趨勢和不同時段急劇變動的時代特征,為探究貨幣流通格局演進過程中的“市場一貨幣”關系奠定了基礎。

      也正是基于貨幣“源于市場,主要在市場上使用,當然也反映市場發展狀況,并影響市場發展”的基本觀點,本書著眼于銅鐵錢適宜于零散細碎的小商品交易、白銀適宜于大宗貿易和遠距離貿易、紙幣是金屬貨幣的價值符號的特點,闡述市場變遷與三種貨幣消長進退的關系及其發展趨勢:

      首先,與北宋時期區域市場網絡和鄉土信用的發展相適應,區域性的“錢楮并用”貨幣流通格局率先在川蜀市場上形成;而宋金時期跨區域、跨政權的批量貿易,孕育、促成了白銀貨幣化。

      繼此之后,金元之際市場結構急劇變動,導致了貨幣流通格局從“錢楮并用”進入了“銀鈔相權”時期。其中,市場層級的萎縮和北方小農參與交易程度的衰退,使銅鐵錢退出流通成為可能;而蒙古貴族—漢人世侯—斡脫商人為主體的大宗跨區域貿易,不僅多次將白銀變成了合法的流通貨幣,而且促成了“銀鈔相權”貨幣流通格局的形成。

      最后,元朝統一后的市場整合、市場體系的健全完善,以及明前期市場歷經曲折恢復發展,不僅持續呼喚銅錢重回市場,而且總是將官府集中入庫用作紙幣價值保障、禁止民間行用的白銀拽入市場。官府以白銀“平準”鈔價難以為繼,紙幣在銅錢和白銀的雙重擠壓下,退出流通之勢已不可避免。“銀錢并用”最終取代了“銀鈔相權”貨幣流通格局。

      本書在集中探究“市場一貨幣”關系時,基于貨幣所具有的社會性、公共性,把貨幣政策作為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變量,納入了分析研究的視野。不僅通過官方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闡述貨幣流通格局的演變情況,揭示市場機制的實現途徑,而且結合貨幣流通格局演進的軌跡,分析、檢驗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特別是對官府借助貨幣政策的公共性,提升紙幣信用、擴大紙幣流通的積極作用,以及官府借此聚斂財富、失信于民,促使貨幣體系崩潰、加速紙幣退出流通等問題,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

      三

      貨幣作為價值尺度,在市場交易中用作計量商品價值的工具。單一貨幣通行于市場各層級各領域,是充分發揮其價值尺度職能最理想的狀態。然而,宋金元明時期的市場上,卻總是多種貨幣同時并存,不僅金銀銅鐵乃至絹帛等曾充當幣材,紙幣也長期流通。本書針對這種現象,對不同貨幣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了探究:

      金屬(金、銀、銅、鐵)作為貨幣,不僅其自身具有使用價值,而且在頻繁的交易中獲得了市場共同認可的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是金屬用作貨幣的根本標志,但金屬幣材所具有的使用價值,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市場幣值。更重要的是,不同金屬貨幣通過適時變動的比價聯系在一起,構成了相互關聯的多元貨幣體系,共同履行價值尺度職能。而宋金元明時期的多元貨幣體系中,銅錢和白銀此退彼進,依次發揮了基準貨幣的作用。史料中關于銀錢比價從南宋的1兩兌3300文到明朝弘治年間1兩兌700文的記載,不僅是兩者關系變動的重要標志,而且體現了白銀從不適小用到“朝野率用銀”的重大變化。

      紙幣與金屬貨幣不同,其自身幾乎沒有價值。但以宋金元明時期商業信用的快速發展為基礎,借助強大的官府信用,紙幣與金屬貨幣的價值聯系在了一起。金屬貨幣的交換價值,通過信用關系投射、轉移到了紙幣上,紙幣成為了能夠在市場上流通的貨幣。相應地,在銅錢與白銀此退彼進的過程中,紙幣也由銅鐵錢的價值符號變成了白銀的價值符號。其在多元貨幣體系中的功能,隨之從濃縮鐵錢、銅錢價值的手段,變成了等分白銀的便捷工具。

      宋金元明時期的多元貨幣體系中,白銀貨幣地位的確立和變動是一個引人矚目的重要問題。本書在作者所著《宋代白銀貨幣化研究》的基礎上,繼續在“貨幣化”指的是“商品怎樣、為什么、通過什么成為貨幣”的前提下,進一步闡述了宋代白銀通過與銅錢建立兌換關系、“兌銀計值”實現貨幣化的觀點。繼而著眼于白銀在多元貨幣體系中地位的變動,系統展現了貨幣白銀化——白銀逐步成為主要貨幣的曲折進程,闡述了金元時期不止一次提升白銀的地位,使之成為唯一合法貨幣的史實。對所提出的從“白銀貨幣化”到“貨幣白銀化”這一對邏輯上相互關聯、時間上前后交替的概念,進行了系統闡釋,為厘清白銀貨幣化、貨幣白銀化與財政貨幣化、財政白銀化的關系,奠定了史實基礎。

      四

      宋金元明時期的市場發展與貨幣流通,所涵蓋的時間跨度較大,涉及市場、貨幣諸領域。其中不少史實,此前學界或關注不多,或存在不少誤解。諸如傳統中國信用關系中的“鄉土信用”的發展、“交子”最初是作為交付鐵錢的憑據、宋金之間貿易所具有的跨區域、跨政權的“雙跨”特點,金朝鑄造“承安寶貨”銀錠的背景和目的是“比以軍儲調發,支出交鈔數多。遂鑄寶貨,與錢兼用,以代鈔本”等等。而對于蒙元廣泛用銀的原因,學術界流行著受中亞影響的看法。在這本書中,綜合運用漢譯波斯文獻、回鶻文書以及西方傳教士的記載等,對蒙元時期用銀的源流以及貨幣流通格局演變進程的研究,著墨頗多,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書中認為:蒙古初興時沒有貨幣,也不用銀。蒙古西征前后,與中亞地區的經濟聯系有所加強,而回鶻文、波斯文、拉丁文中都出現了關于用銀的記載。但綜合分析前人研究成果,所用銀兩波斯文寫作  ,音Balish,漢語音譯“巴里失”或“把力失”;回鶻文轉寫為yastuq,拉丁文據此轉寫為iastoc,漢語音譯“雅斯特科”。而“巴里失”“雅斯特科”的意譯乃是“墊子”或“枕頭”。其形制實際上就是宋金兩朝行用的“枕頭”狀銀錠。其使用方式也是以“錠”“兩”“錢”為單位切割秤量使用。蒙古初興時用銀,以及此前回鶻文書中記載的白銀,不是中亞地區傳統的以枚計數的打制銀幣“第納爾”,而是宋金時期稱量使用的銀錠。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蒙古用銀并非受中亞影響的結果,而是繼承宋金白銀貨幣化的結果。

      不僅如此,蒙古西征的戰火也對中亞地區的經濟發展造成了重大破壞。人口減少,工匠遷移,中亞地區持續向外輸出商品、吸納白銀的能力隨之減弱。而穿越草原、戈壁沙漠艱辛遙遠的路途,單次往返耗時成年累月,商品貿易的規模始終受到較大限制,與蒙古草原的經濟聯系不宜估計過高。加之蒙古帝國的分裂以及元朝與察合臺汗國、窩闊臺汗國之間的戰爭,還不時使絲綢之路的貿易陷入停頓。

      相反,蒙古帝國建立前后,跨越長城沿線的農牧區經濟交流更加活躍,往來也更為便利。宋金兩朝轄區與蒙古高原之間的經濟聯系,遠非中亞地區可比。因此,蒙古興起前后使用的貨幣,更多繼承了金朝的歷史遺產。蒙古帝國時期不僅廣泛用銀,而且在1234年滅金之后不到2年,仿效金朝發行了以“錠”為單位的紙幣——交鈔。萌發于金朝時期的“銀鈔相權”貨幣流通格局,最終以中統元年(1260)發行中統鈔、中統四年(1263)設平準庫為標志,在蒙元轄區全面確立。也正因為如此,蒙元紙幣的面額雖然仍以貫文為單位,但實際價值與白銀相聯系,貨幣單位以“錠-兩-錢-分-厘”計,最小面額的紙幣“厘鈔”,所對應的也正是流通中白銀的最小單位“厘”。此外,書中結合市場發展狀況分析至元十九年(1282)整治鈔法的性質,認為其實質是禁止市場上的白銀流通。元廷的貨幣政策,與其說鈔法整治,不如說整治市場上已廣為流通的白銀。而書中還指出,至元十九年三月辛酉(1282年4月10 日)阿合馬已死,四月乙巳(1282 年5月24 日 )元廷才下令考核平準庫、要求各地把平準庫金銀運送大都。元代文獻中關于阿合馬下令運各地平準庫金銀到大都“以邀功能”的通行說法,仍有進一步考證的必要。

      總之,本書按時間順序系統梳理宋金元明市場發展與貨幣流通格局演進的歷史脈絡,著眼于貫通宋金元明四朝,集中探究市場—貨幣關系、多元貨幣之間的相互關系,提出了較為系統的新看法,澄清了市場—貨幣史研究中的一些流行的誤解,對豐富和深化經濟史的研究,有重要學術參考價值。對深深植根于中國傳統的市場史、貨幣史及貨幣政策史的分析,展現了傳統市場發展、貨幣流通格局的中國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傳統中國經濟政策、經濟思想的智慧,對于進一步豐富和發展貨幣理論,提供了豐富、生動的材料。對思考、認識當前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以及相應的貨幣問題,也可提供一些具有啟發意義的借鑒和參考。

      李伯重

      2021年10月

    來源/作者:宋史研究資訊微信公眾號 責任編輯:張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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